在张献忠执政的晚期，一种恶性循环的倾向开始显现。他在感到孤立的逐渐变得猜疑和暴戾。这种猜疑和暴戾进一步加剧了他的滥杀无辜的行为，从而让他更加孤立。这种无法逆转的趋势在崇祯十六年底达到了一个转折点。那时，张献忠在长江中游的荆岳地区面临着两大军事集团的夹击：李自成部和明军左良玉部。在这双重压力下，他感到自己的江山即将不保，于是决定进军四川以求自保。
崇祯十七年春天，张献忠率领他的军队以“澄清川岳”为旗帜，向四川进发。八月份，他成功攻占了成都，亲自率军将李自成的势力逐出川北。就在这一年，张献忠在成都宣布称帝，建立大西国，并定年号为大顺。他立刻开始对自己的王朝进行一系列改革：改成都为西京，任命部将孙可望为“文武节制”，桐城诸生汪兆麟为“诸事总决”，并对他的部将进行了封赏。
此时的张献忠，似乎想要在四川这片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王国。他的孤立感、猜疑和暴戾的性格，以及随之而来的滥杀行为，都在阻碍着他的道路。他的行为使得他的部下人心惶惶，许多人都开始怀疑他的领导能力和决策。这种恶性循环似乎无法打破，最终可能导致他的王朝走向衰败。张献忠的故事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悲剧的史诗，他的生涯揭示了一个领导者如何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最终走向自我毁灭。
